
西晋巨豪石崇的奢侈人生
魏晋时代是人觉醒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魏晋士人以他们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将人生高度艺术化,旷达颖悟、真率自然,形成魏晋风流,在中国历史的星空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其嗣响余音,至今仍袅袅不绝,如
魏晋时代是人觉醒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魏晋士人以他们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将人生高度艺术化,旷达颖悟、真率自然,形成魏晋风流,在中国历史的星空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其嗣响余音,至今仍袅袅不绝,如丝如缕,令人望风怀想,生出无限的企慕。在魏晋众多名士中,石崇的声名不算很高,远远不逮嵇康、阮籍和王、谢诸公;他也没有这些人的文采、玄识、气度和功绩,留给后人的印象并不光彩。在后世人的眼中,石崇似乎就是奢华无度的代名词。是的,历史上最奢侈的时期在魏晋,而魏晋最奢侈的人则非石崇莫属。《世说新语?汰侈》篇中记录了很多石崇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事例。石崇常与王恺斗富,王恺何许人也?斯人乃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家累万金。王恺曾经处罚一个不穿内衣的人,后值上朝,余怒未尽,便命人将其关入深院重阁当中,并且严令他人不得将其私自带出。谁知他的庄园院太过广阔,不知“庭院深深深几许?”那个倒霉的人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饿到半死,才有人将他带出。王恺家资之巨,于此可见一斑。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又常得到晋武帝的暗中资助,在和石崇的斗富中,竟屡次败北。一次,王恺用紫色丝绸做了步障四十里,石崇则用锦缎做了歩障五十里。又有一次,武帝赏赐给王恺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枝叶扶疏,光彩流离,王恺便向石崇炫耀,谁知石崇看完竟然不屑一顾,以铁如意将之击得粉碎,王恺以为石崇嫉妒自己,于是变色做声,石崇却命人徐徐抬出珊瑚树六、七株,高达三、四尺,至于两尺高的更是不计其数,然后轻描淡写地说道:“您随便取。”在日常生活中,石崇奢华之风亦令人咋舌。即以“不入流”的厕所而言,其富丽堂皇程度堪称白金版五星级大酒店。石崇有位朋友拜访石崇,如厕之时见到绮帐大床,婢女手持香囊,艳服侍列,惊得返身就跑,见到石崇连称:“刚才误入您的内室,真是惭愧!”石崇说道:“那是厕所罢了!”按照常理,石崇的朋友也该是见过世面的人,可是到了石府仍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闹出如此笑话,则“引车卖浆者流”更不消说了。
石崇的奢豪有时到了变态的程度。譬如他在宴集宾客之时,每每要以美人劝酒,若客人饮酒不尽,便命侍卫将美人杀掉,常人哪能受得了这个?本来一个娱乐的场面,常常搞得充满血腥之气。有次大将军王敦和丞相王导一齐去石崇府邸赴宴,石崇故技重施,偏偏王敦不买他的账,一个美人劝酒,不饮,杀掉,又一个美人劝酒,不饮,杀掉。如是者三,连王导都看不下去了,劝王敦饮掉杯中之物,孰知王敦说:“他自杀他家人,关我们何事?”若论古来之心性残忍者,石崇绝对算得一个,当然王敦也不落下风。大约在石崇看来,侍女是可以花钱随随便便就买到的,和一般的物品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眼中,侍女只有物品的工具价值,并无人格可言,所以杀一名侍女,和宰一头牛,屠一条狗,甚或摔碎一个磁盘没什么两样。反正家中多的是侍女,杀几个,权当听了磁盘摔裂之声,又有何不可呢?
如此来看,石崇极有可能是一个消费狂,而现代心理学认为,消费狂多半是由心理疾病引起的。那么石崇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心理而非如此奢靡张狂不可呢?是自卑?是虚荣?还是忧生之嗟?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不妨试着分析一下。
如果将原因归为自卑情结的话,前提便是假设石崇幼年家贫,遭人白眼,所以发迹之后有意炫耀,藉以弥合心灵的创伤?但这显然于史不合。石崇的父亲石苞乃是晋朝开国功臣,在晋武帝朝官拜大司马,封乐浪郡公。这样的出身怎会有衣食之虞呢?况且石崇幼年即聪颖勇敢,石苞在临终之时,将财物分与诸子,偏偏不与石崇,妻子发问,石苞答曰:“此儿虽小,后自能得。”石崇二十多岁就做了修武县令,才干卓越,名声在外,可以说是年少得志,春风得意。这样的经历只会使其自信心极度膨胀,又何自卑而有之呢?
那么是虚荣心在作祟?显然有之。他和王恺多次斗富,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说没有虚荣心作祟的原因。细味虚荣一词,造的真是极妙。虚荣者,因内心之“空虚”而求表面之“荣光”也。人生在世,追求无非物质、精神两个层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基础上,人便会转而追求心灵的充盈。但是,石崇出身高门,性情豪奢,他陷于物质的泥淖中实在太深了,心中堆满了物欲尘念,已经没有空间来贮存精神的琼浆了。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体会庄子“心斋”妙法的意义。所谓心斋,就是心灵的小屋。屋子是要经常打扫尘埃的,心灵也要经常打扫尘埃,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心境澄澈空明,亦即“虚空”,或者曰“无”,但是这“虚空”和“无”并不是死寂,而是心灵的大充实、大丰满。以虚空之心关照万物,就能做到不为物碍,了无滞涩,万物流动不居,不惹尘埃,而如波光云影,常在吾心。可惜石崇虽生当玄风正炽的魏晋之时,却是个世俗的享受者,当然即使那些终日手挥麈尾、高谈玄理的人,能够以身实践他们哲学的,也是少数,这是身体对心灵的背叛。
谈到忧生之嗟,恐怕有人不解,石崇养尊处优,有什么忧愁可叹呢?其实,这是不了解魏晋时代风气和石崇个人经历所致。就时代背景来说,魏晋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代之一,国力衰微,民生凋敝,而在外则有少数民族强大政权的觊觎和侵略,在内君臣猜疑,同袍不睦,君主杀戮大臣或臣子弑君作乱之事屡有发生,至于群臣之间的政权夺利、勾心斗角,更是纷纷扰扰,如飘絮飞雪,多何堪言?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忧生遂成为士人的普遍心态。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悲情弥漫,对生命的嗟叹成为诗坛的一股劲风。而就石崇经历来看,其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亦多有跌宕,这在他的本传中有明确记载。况且,石崇本是性情中人,颇有文士之风。他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核心人物之一。“二十四友”因依附权臣贾谧的二十四位文人得名,其成员以潘岳、石崇为首,另有大名鼎鼎的陆机、刘琨等人,这些人绝对是当时文坛上的“大腕”,拥有很多“粉丝”。石崇曾组织这帮文人在他位于洛阳的金谷园雅集,流连山水,沉醉歌舞,饮酒赋诗。这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一次文人雅集,上承建安七子的邺下雅集,下启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据《世说新語.企羨》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何许人也?从他的态度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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