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百官:文革的开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年多天里,从中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年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的出现,由此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首先由各高校的学生们纷纷起来“造反”,冲击学校党委,他们开始疯狂地张贴大字报,以表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运动也开始了。红卫兵最后把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口号,将“破四旧”列为文革的重要目标,后来的《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同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行动升级。
新华社当时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都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当时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几乎吞食了每个适龄青年,因此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
破四旧变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破四旧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当年我还在读小学,我们百官镇二小的高年级学生先行组织红卫兵从贴大字报开始到杀向社会,向着所谓“封资修”的人和事,以及最底层的“黑五类”人员开火。几天前还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天后横扫“四旧”活动就开始了。他们就近到河对面砸观音庙,把观音庙香案拆毁,高大的观音菩萨头颅齐颈部截断,塑像被砸烂。扫“四旧”行动孪生的产物是抄家。于是“地富反坏右”的家庭抄了,有历史问题的家庭抄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庭抄了。不少下市头大户人家金银细软和书画文物被抄了出来,
他们还上百官解放街游行贴标语写大字报,忙得不亦乐乎。文革开始之时我年令尚小,只能和一批低年级的学生跟在人家屁股后面颠发颠发,不知所措。一时间全社会人心惶惶,不知那天抄到自己的家里。有的人家自我革命,与其等别人来抄还是自己先抄好呀。百官街一般人家没有字画古董,也没有祖传珍宝,于是就揭掉墙上有寿星的年画,刷掉大灶上有财神什么的图案,敲掉老太太的一尊尊关帝菩萨泥塑和一尊尊弥勒菩萨的瓷器。
在我的记忆中,亲眼目睹了在下市头季家祠堂门口的河埠头,红卫兵举行焚烧“四旧”东西的仪式,场面远比现在工商部门烧假烟酒热烈。上虞虞光绍剧团的许多戏服行头,扔进了那熊熊的火堆,据说很多带着珠子的戏服,是很值钱的。
当时刻印传单是很枯燥的事,可撒传单就很刺激了。人们总是挤成一堆来抢传单,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那些折得整整齐齐的传单,一旦洒向空中,就如同不灭的缤纷的焰火,张开,飞扬,飘落下去。传单各个红卫兵组织都在撒,你撒你的,我撒我的,还一边呼喊口号,有的不同组织的红卫兵还对喊口号。那个时候真是革命了!
那些传单,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一期期战报,小组织又联合成大组织,最后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到了有派别的时候,那战报就是在报社铅印的如报纸那么大张的还带彩色带图片的那种了。这么大张的战报,撒是撒不出去了,于是我们做红小兵的就成了报童,沿街叫卖。
那时的百官街是天天揪斗走资派,文革期间流行游街,游街的人被戴上纸糊的像个圆锥体一样的帽子,上面写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上歪歪斜斜的叉叉,意思是被定了罪,永远不得翻身。走资派颈上还挂一大块纸版牌子,一般都是先召开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批斗会,让走资派“坐飞机”,然后用大卡车开着游街,类似今天严打将犯罪嫌疑人游街。
而造反派组织之间主要是笔墨口水战,是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各个造反派组织还出动宣传车巡回宣传,车上则装有高音喇叭,整天“哇啦、哇啦”。
1968年3月上虞县成立了红代会即红卫兵红小兵代表大会,我作为百官立新小学红小兵代表,也有幸担任过几年学校红小兵副营长、营长(相当於如今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还同向阳小学红小兵营长苗勇(曾任过上虞检察院副检察长),百官镇小学红小兵营长周文琴,三人参加过当时的百官镇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百官的文革从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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