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智障的舅舅叫映子，因小时候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而致精神异常，从小跟着我母亲一起生活。我们家四姐妹，每隔一两岁一个，各项开支很大，单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和母亲做衣服的工钱，常常入不敷出。父母把家搬到国道边，开了一个加水站，让舅舅给来来往往的车辆加水。这本来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搭好梯子，牵着水管，爬到车厢顶上给水箱加满水，然后拿着水管从梯子上下来，把水管和梯子都放好。然而不分白天黑夜、天晴下雨、严寒酷暑都要这样重复着，的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加水的空隙，舅舅还帮母亲捶煤炭、砍猪草……夏天晒得汗流浃背，冬天手脚长满冻疮，经常感冒咳嗽，而舅舅从无半点怨言，闲遐时悠然地抽着草烟咂着浓茶，傍晚用肥皂使劲搓洗他那双被煤炭染得黑黑的、布满厚厚茧皮、裂着口子流着血的手。每次有人问他：“映子，你在忙啥子？”舅舅并不说他手头正做的具体事，而是很认真地、用他那略微含糊的嗓音说，“给外甥们挣学费，她们读大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舅舅坚持加水。从1980年到现在，水费从每次一角涨到二角、伍角、壹元，而每天可以加五十到一百辆车，这样大致下来，也就凑足了我们四姐妹的学费。舅舅一直没有成家，也从未上街花过一分钱，就这样天天加水，看着我们四姐妹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现在有人问他，“映子，你加这么多年水都为啥？”舅舅仍是很认真地、用他那略微含糊的嗓音说，“给外甥们挣学费，她们读大学。”
想起一个故事，有甲乙丙三个人正在搬运砖头，有人问甲“你在做什么？”答曰，“我正在搬砖。”问乙“你在做什么？”答曰，“我正在砌一堵墙。”问丙“你在做什么？”答曰，“我正在修一座教堂。”我们可以推测三人的心情，甲是愁苦的，乙是平淡的，而丙是满怀喜悦的，因为丙带着理想主义在做事，他的劳动便充满动力和希望。
或许，“给外甥们挣学费，她们读大学。”这就是舅舅一生的目标，是他的理想主义生活，所以他津津有味地重复着单调的生活而乐在其中。我渐渐明白，并非诸如“治国平天下”才是理想，理想是相对每个人而言的、高于现实生活的目标，理想时刻指引着我们前进，为之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让我们感到欣慰而不是厌倦。
如今，家里的经济状况较好，再不需要那一角一元的加水钱供我们读书，而舅舅每次见了我们姐妹，依然缓缓地从衣服里外上下的口袋里掏出一叠叠沾了些泥的零钞，略微整了整，规规矩矩地摆放在我们面前，他不知道那一共是多少钱，他也不知道我们都读到了什么学位，但他每次都说，“拿去读大学！”
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四姐妹把舅舅的脑髓分了吃了，所以个个聪明好学。或许正是舅舅默默无闻的奉献和期待于无形之中激励了我们，所以，两个小妹妹又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每次看见我们拿了学位证书或者荣誉证书回家，舅舅总是悄悄地乐呵，他一定是觉得自己的劳动换来了我们的成功，所以特别高兴。每当过年，我们都回老家团聚，就会给舅舅带一些小礼物，乡邻们问起时，舅舅憨厚的神情中露出一丝骄傲，用他那略微含糊却充满喜悦的嗓音说，“帽子和围巾是杭州的老二买的，烟斗是北京的老三买的，羽绒服是大连的老四买的，脚上的新棉袜棉鞋是恩施的老大买的。”
我们四姐妹在延续着各自的理想主义，我们的舅舅也一直这样幸福地、知足地过着他的理想主义生活。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