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门到窗子是十步，从窗子到门是十步。
第一天住进112病房，我便想起了伏契克笔下的《267号牢房》。
我素来不喜欢医院，尽管明知我出生在这里，而这里似乎也必然会成为我“最后的归宿”，然而它雪白的墙壁和刺鼻的气味仍让我觉得压抑觉得烦闷，与不喜欢医院连带着，我也不喜欢医生和护士，想起当初在茫茫人海里寻觅我的“另一半”时，曾有个“三不要”原则：出身豪门的不要；个儿比我高的不要；当医生护士的不要。出身豪门的我养不起，也不愿意让人养着我；个儿比我高的有压抑感；而医生护士呢？我极度地害怕当她的手抚过我的肌肤时想起的是她无数次摆弄过的肌肉和骨骼标本，或者当我想和她亲热一下时，也要我用消毒液洗手并戴上白手套。
然而，我还是要走进这里，尽管住院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于是我安慰自己：人生在世，大概总难免偶尔要住医院的，就象总免不了偶而要管孙子王八蛋叫“处长”、“主任”一样。
二、
父亲的主治医师提审我（也许该叫召见还是别的什么更贴切的词，但我想不出）。命令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画押，在这支前，他循循善诱地，耐心细致地给我讲了很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尽管明知父亲要做的只是普通的静脉曲张手术，签字时我的手依然刷刷抖个不停。我努力试图把我的大名写的漂亮些，然而收效甚微，那一刻总感觉：我似乎是一个变节分子，正昧着良心在一份出卖自己最亲密战友的供状上签字画押。
我不明白，手术前正式病人和家属在心理上承受最巨大压力的时候，我们仁慈可敬的白衣天使为什么还要在他们原本已脆弱的心灵上在压上重重的一块石头？
我不明白。
三、
中学时候觉得最难熬的是听化学老师的课，他蹩脚的普通话和模棱两可极富跳跃性的语言使我往往有自杀的冲动。大学时觉得最难熬的是等待我的第一任女友，她总是迈着轻盈的步伐面带微笑地姗姗来迟，我带着同样的微笑迎上去给她一个轻盈的吻。然而在这之前我早已把她的祖宗八代在心里骂了个遍。而现在才发现，如果跟在手术室之外等候相比，那些时间真可以说是倏忽而逝、白驹过隙、三秋一日了。一个半小时，我看了不下三十次表，那个该死的数字仿佛被魔法定住一般，稳如泰山坚若磐石。
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老爸面带笑容和我说话，高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仿佛虚脱了一般，一摸额头，尽管是寒冬，却满是汗水。
我曾一度觉得自己是个蛮冷漠的人，对家人对朋友。也许我该庆幸，其实我不是。
四、
从住进医院到现在，父亲一直在努力寻找一切话题：与我，与同室的人，谈笑风生。这一天的时间里他说的话比平时一个星期都要多。我明白他是在竭尽全力地告诉自己也告诉我：没什么。
我开始怨恨自己的沉默寡言。我理解他现在也需要来自我的同样的信息，然而我却只是会为他倒上一杯水，然后继续沉默。
沉默，是不是也是一种罪过，有时？
五、
病房里过高的温度和流通不畅的空气总使我感到头晕。父亲睡着的时候，我便走出病房，来到门诊楼前的院子里。抬头，已是满天繁星，远望，大门外的街上灯火通明。夜市的喧哗声混合着烧烤的气味扑面而来，这以往太熟悉甚至令人厌恶的场景今天却让我感到愉悦，也许，正常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吧。
忽然，一辆救护车闪烁着灯光拉着刺耳的笛声驶进大门，后面还有几辆车，瞬时院子里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我没有走近去看，因为预感到是个血腥的场面。几个穿白大褂的身影跑进跑出，一会，传来几个妇女凄厉的哭声。隐约有人说，又是交通事故，一死两伤。又想起入院那天，去而楼，在重症监护室门外，一辆蒙着白布单的手术车正被推出来，后面有人跟着低声抽泣。
小时候，总以为生和死之间隔着一段漫漫长路，后来明白，它们只是一线之隔，今天依然活力四射的躯体明天也许就会被抽干灵魂，正如早晨仍灼灼怒放的花朵转眼已是零落成泥。
曾经想过，如果我们能知道哪一天会死去该有多好，那就可以如余秋雨所说，我们慢慢步行，去火葬场，但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就是我们不能预直死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每一个明天充满憧憬，否则，生命便会沦为一场等待向自己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所有的，只是惶恐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