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出事的情况下，感到体力越来越不能胜任劳改队里的劳动，就向队上提出，要求回家。而我根本没有家，又回什么家。不过，当时，可以与原籍联系，只要当地公安机关同意，生产队同意入户，就可以回到原籍。为此，我专门回了一趟荥经。找到生产队长胥某某。我是本乡本土人，他没有理由拒绝我回去。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生产队没有土地，我不能要土地，二是我没有房子，不能给生产队找麻烦，一切由我自己解决。我不管对方条件如何苛刻，为了回去，都答应了。于是，苗溪茶场决定放我回家。
我要回家，许多好心朋友都劝我，队上的事务长也来劝我。她说，外面工作不好找，在劳改队，无论如何，每月有四十五元工资，工作总是保证的。她劝我留下不要走。她又一次说帮我说婚姻，我一心想回家，表示了对她感谢，但我推脱了。劳改队中，同一起多年的炊事员对我说：“你回去只有饿死。不说还要去找钱用，就是有米给你，弄不来吃，只有抓生米吃。”对于我来说，这好像是玩笑话，又像是实在话。因为有生以来，几乎没有亲自做过饭。十五岁以前，在家里，不是母亲做饭，就是奶奶做饭，从没做过饭。进入师范校，在学校吃伙食团，用不着自己做饭。分配到宝兴以后，虽然教师轮流做饭，我只轮流了几次，主要都是一位女老师帮的忙。虽然也私自弄过东西，那只是在人家焦煤窑上拿了一个盅子，放在人家窑上煮，好了就吃，一点也不费神。1961年，回家后的几个月，在人家火炉上，将那点粮食煨来吃了就算是。在劳改队，自然都有炊事员弄饭，所以说，几乎没有自己弄过饭。不过，我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在劳改队总共二十一年[劳改十年，就业十一年]已是过厌烦了，无论如何，都得回去。
根据当时政策，每一年的工龄，给一个月的工资。就业十一年，每月四十五元，按十一年算，得了四百多元钱。加上我原来积蓄，我有两千元钱回家。当时，一、二千元钱不是小数，若我出狱后，善于经营的话，我当时能以这一千多元钱做本，可能以后就会有几万、十万，甚至于上百万都是可能的。可惜，我完全没有作生意的本事。
1983年，6月13日，我在劳改队呆了二十一年后，终于出狱。这二十一年中，我的青春，爱情、家庭，一切破灭了。出狱，对于我来说，该是一件好事，也是走向新生活的开始。然而，正如离开劳改队时，许多朋友对我说的那样，我的生计是困难的。这时，我又走了一段艰难历程。不过，这果是新生活的开始，我如果不离开，我就真的没有家庭了，我的平反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从离开那天起，就遇上了麻烦。
平时，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在我离开时，都来帮我搬东西。两个朋友，在河坝上车，与司机很好。他们与司机说好了，帮我将行李搬到芦山去，为此我还办了一顿招待。那天早晨。几个朋友帮我将行李搬上车，就认为万事大吉。谁知司机口是心非，他不同意帮忙，可以直说。但他不是这样，却是将我逗着玩。我上行李时，他完全可以说，不到芦山城，那就行了。可是，人家搬行李时，他并不开腔。直到汽车开动，他却是开往山上。我叫了起来，他理也不理。直到中午，开到我们队上门口，他却叫我将行李搬下来。我气得没法，却拿他无可柰何。他浪费了我半天时间。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出了两元钱，请了一个犯人帮忙，在队上找一个架子车，将行李拉到芦山。好在，我赶上了买一点半到雅安的车票。到雅安后，我将行李寄在车站的包裹停放处，却将一些较为重要的东西，装在一口大木箱里，背到我外侄处放着。最后，我只带了写好的《哲学探讨》和行李，回到荥经。